康世恩，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河北省怀安县西湾堡乡田家庄。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不久，加入中国。1949年8月26日，担任一野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被任命为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接收玉门油矿，并担任党委书记。从此，他与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结下不解之缘。

  玉门油矿是我国开发较早，顶级规模的一个油田。从1938年开始勘探，到1949年有职工近5000人，年产原油约9万吨。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坐镇酒泉的彭德怀司令员，亲率甘泗淇、许光达等高级将领视察玉门。他对康世恩说:“不但要把油矿当前的各项工作做好，多生产石油支援进军新疆和解放全中国，更重要的是，要把玉门建设成为发展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康世恩接管玉门油矿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工人撑腰说话处理好“四五事件”遗留问题。“四五事件”是1949年4月5日玉门油矿爆发了一次工人运动。因油矿当局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怒打了油矿当局的代经理戈本捷。随后，油矿当局勾结酒泉河西走廊警备司令部，将欧阳义等32名工人投入监狱，其中4人被判刑。

  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立即派人从酒泉接回受难工人。当时刚解放，既要稳定矿区民心，安定秩序，又要打击种种破坏活动，以发展石油生产；既要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又要团结原油矿上层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情况复杂，矛盾尖锐。康世恩在全方面了解事件真相以后，首先着眼于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地位，同时又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贯彻执行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军管会在全矿开展了“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广大职工包括各种不同出身的上层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一起，控诉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分清了大是大非。一大批苦大仇深的职工，初步懂得了工人阶级的使命和地位。矿区面貌和人们思想都发生很大变化。

  为了支援进疆部队的油品需要，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把解放前购来、尚未安装的一套热裂化装置，从设计、施工到开炉，仅用80天就试车一次成功，大幅度的提升了油品的产量和质量。技术人员说，长期办不成的事，在的领导下，很快就办成了，今天我们才有了用武之地。康世恩依靠广大职工，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党员，形成了一支团结群众，发展生产的骨干力量，王进喜同志就是这时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油矿生产形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陆续发现了石油沟、鸭儿峡、白杨河等油田，很快投入开发，使玉门油矿原油产量，由1949年的6.9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75.5万吨，1958年达到年产140万吨的最高峰，来保证了我国第一座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的顺利开工。

  玉门油田在苏联专家特拉菲姆克的帮助下，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油田正规开发方案，第一个进行油田边缘注水开发，为以后大庆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经验。玉门是我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不仅出产品，出经验，而且出技术，出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石油会战，先后调出参加会战职工达7.8万多人，设备2000多台套。正如诗人李季写的那样:“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玉门油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当时国家的诸多工业部门中，最薄弱的是石油工业。1953年，朱德总司令对康世恩说:“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资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应的任务，这是给你的命令。”

  1953年10月，苏联政府派遣以发现和开发苏联第二大油区巴库的功勋地质专家特拉菲姆克院士为首的专家组来华，帮助调查甘肃的石油资源是否能满足拟建的兰州炼油厂的需要。

  康世恩和苏联专家组首先考察了雪峰耸立的祁连山麓和周边的荒丘大漠，又折回考察了陕北沟壑纵横、梁峁绵延的黄士高坡和广阔的鄂尔多斯盆地。1954年新年过后，又南下四川、贵州、广西十万大山和广东的三水盆地，实地察看了不同地质类型的沉积盆地。共历时156天，走遍7省大部分地区。回京后，苏联专家组写成了长达537页的调查总结《中国油气田》，对中国主要沉积盆地含油气的远景作了积极的评价。

  1954年4月，康世恩亲自率领以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安德列柯为首的专家组翻过雪山，深入渺无人烟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调查那里的地质情况，评估含油远景，选择勘探队伍进入盆地的路线，并亲自体验一下，在高寒缺氧的荒漠里如何工作。

  1955年9月1日石油工业部党组作出决定，组成以康世恩为团长的中国石油代表团访问苏联，要求康世恩从理论到实践，带回一套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可行办法。

  从9月10日到1956年2月回国，康世恩在苏联学习考察了长达5个月。2月26日，和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听取了康世恩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李聚奎关于石油情况的汇报。详细询问了关于石油的生成和中国石油发展的前景，又问在中国怎么找油。

  康世恩汇报了在西北地区找油的情况和在苏联考察的收获。听后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一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啊!”

  随后，康世恩汇报新疆、甘肃的油田都在戈壁荒漠地带。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啊!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提出要找楼房式的(多油层)油田，还提出要给石油工业增加投资，配备干部，在全国各地多打些探井。的这些指示，给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4月19日，康世恩率领苏联专家和石油部工作组，来到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部的克拉玛依。克拉玛依黑油山1号井在1955年11月喷出工业油流，但对这个地区的勘探前景，从1950年创办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的年代起，就进行着一场争论。从苏联老巴库油田来的石油专家潘切列耶夫等人认为:这里大面积的含油岩层出露于地面，石油挥发后形成沥青丘，说明地下的石油已经散失，油藏已经破坏，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回到乌鲁木齐后，康世恩决定再召开一次不同观点的中外专家会议，就克拉玛依勘探部署做出决定。会上，专家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康世恩通过你自己的知识与见解，在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李聚奎和石油部党组其他领导的支持下，代表石油工业部工作组作出了对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进一步钻探的决定，把准噶尔盆地的勘探重点从西南部转向西北部。康世恩提出，要在克拉玛依地区3900平方公里的广大范围内，部署10条钻井大剖面，甩开钻探，进行区域综合勘探。这是我国石油勘探史上第一次整体解剖一个大型盆地，是学习苏联勘探经验，结合新疆实际运用的大胆方案。

  1956年9月，有23口探井喷出工业油流，探明含油面积130平方公里。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打开了我国石油勘探的新领域，是新中国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它证明中国在陆相沉积地层能找到大型油田，逐渐增强了石油工作者找油的信心。

  1958年2月，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重点东移的重要决策以后，康世恩把松辽盆地作为战略东移的主要突击方向之一，开始倾注心血抓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1月，石油部在北京召开局级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康世恩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等详细听取了松辽盆地勘探情况和部署的汇报。2月8日，正是农历己亥年春节，康世恩在大年初一召集石油部的地质专家和松辽石油局负责人，对松基3井井位的有关联的资料再次进行审核检查。康世恩听了汇报，看了资料后，认为新定的井位资料可靠，论证充分。他说:“松基3井的位置定在(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大同镇，位置十分理想，你们要尽快准备好开钻。”

  松基3井由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施工，于1959年4月11日开钻。7月份，钻至1050米，开始连续取芯，见到含油显示3.15米，含油饱满。消息传到北京，康世恩即率苏联专家组组长米尔钦克院士等来到哈尔滨，对该井含油气前景实地做出评价。康世恩和米尔钦克一段一段仔细地对照岩芯，看完所有地质图和资料。米尔钦克舒展眉头，说油气显示良好，要是在苏联遇到了这种可喜的情况，就要举杯庆贺了。他提出，继续钻进，以便了解地层深部的含油气情况。专家组其他专家也是这个意见。

  康世恩听完专家的意见，以商量的口气说:“打井的目的是为了找油，一旦见到油气显示，就要马上把它弄明白，不要延误时机。从这口井的资料来看，希望很大，应该停钻试油，尽快确定有无开采价值。”

  米尔钦克立即表示反对。他提高嗓门说:“勘探要讲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务!”

  康世恩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指着钻井工程资料对大家说:“这口井现在才打到1000多米，如果按基准井全部取芯，打完3200米，起码还得半年，油层被泥浆浸泡时间长了，恐怕有油也试不出来了。如果现在试油，有开发价值，可以立即开发，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他在向请示后决定，“松基3井提前完钻，立即转入完井试油”。

  康世恩考虑到松辽局还缺乏完井试油的经验，当即点名调玉门油田固井工程师彭佐酞，带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辽来固井。回到北京后，又从部机关和北京石油学院抽调技术人员，立即赶赴松基3井参加试油。

  康世恩要求试油工作组每天用电话或电报向他汇报一次情况，一周用书面汇报一次。

  康世恩提出的一套试油技术和措施，打破了当时正规试油方法的框框。在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施工之后，正如康世恩预料的那样，一边捞水一边井筒内就开始出现油柱。这一情况使试油工作组的专家和职工大为欣喜。康世恩得知情况后，立即发来电报，严令:“一定要加深提捞，把捞筒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去，只捞水不捞油，做到水落油出。”9月26日，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开始外溢原油，用8毫米油嘴放喷，日产原油13.02吨，获得了有价值的工业油流。

  辽阔的松辽大地发现了石油，人们为之欢欣鼓舞。考虑到大同镇与山西大同市同名，松基3井喷油与国庆10周年双重喜庆，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改大同为大庆。这样，在新中国的地图上出现了大庆——这个名扬中外的新地名。

  在迅速探明大油田的同时，康世恩和会战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怎样开发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特大型油田？

  1960年5月，康世恩组织近2000名地质专业工作者与会战职工相结合，经过百万次分析化验和油层对比的综合研究之后，对油田的基本地质规律，已经搞清楚了:大庆油田南北长70多公里，东西宽约10至15公里，呈狭长地带。整个油田地下是连成一片的，油层多，含油面积大，但原油黏度高，天然驱动能力小，上下各油层之间的渗透率变化很大，油层出油能力差异很大。这些特点，为油田开发提出了许多难题。有人主张按照苏联罗马什金和美国德克萨斯两个油田开发方案来搞。

  康世恩认为:外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一定要从大庆油田实际出发，自己开创一条新路：这就是用“两论”（《矛盾论》、《实践论》）指导大庆油田建设。

  康世恩亲自组织地层对比队，进行油田每个油层情况的研究，寻找最佳的注水时机:是早注、晚注还是开采的中期注？并探索注进水以后在各个油层中怎么推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大庆油田45个油层中每个单层，并掌握其特性和规律。康世恩鼓励地层对比队年轻的地质队员，要从实际出发，敢于创造，勇于探索。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搞出了一种“回旋对比法”。不仅认识到了油田的每个单层，还认识到了居于每个单层中不同的“油砂体”。这套油层对比法，后来获国家科技一等奖，成为领先于世界的研究认识油层的基本方法，为大庆油田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实现长期稳定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康世恩更是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倾注于现场注水试验。由康世恩提名，挑选中国著名的开发专家朱兆明、刘文章等组成的试注前线指挥所。

  康世恩关切地对刘文章说:“你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注不进水，油田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不能稳产高产。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要靠实践，反复实践，不要怕失败。”他们经过几十次失败，终于在1960年10月18日试注成功。

  1961年，注水试验半年后，康世恩预料的现象出现了。注水井附近的油井相继见水，渗透率高的油层首先进水，有的油井过早地被水淹没，原油含水迅速上升。原定的开发方针和目标受到严重威胁。一直密切注视着开发试验的康世恩，抓住少量“水窜”这个苗头，立即召开技术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

  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人说:要注水就必然出水，有水利就会有水害，这是难以平衡的法则。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要是能把水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就好了，可惜地下油层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康世恩分析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后，站起来大声讲:“我们要高水平高效益地开发好大油田，就不能见事迟，抓得慢。更不能在困难面前无所作为，任其自然发展，放弃主观能动性。我们就是既要注水，又要治水；既要用水利，又避水害。要创造出一种能指挥注入水在油层中自由活动的新技术。”

  康世恩提议仍由刘文章研究创造这种新技术。他对刘文章说:“你要像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车流那样，指挥油田地下注入水，该流的流，该堵的堵。”

  1962年2月，刘文章到北京参加石油部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康世恩专门听取了试验汇报，对刘文章说，注水的成败关键是应该有一种得心应手的封隔器。他要刘文章想一想，搞个什么样的封隔器好。

  过了几天，康世恩又把刘文章找去，用铅笔在纸上边画边说:“我想了几天，按大庆多油层的特点，搞一个像北京大街上卖的糖葫芦串那样的多级封隔器，每一个封隔器做成皮球那样，连接在油管上，形成一串，往油管中注水，它就胀大，将油管与套管的环形间封隔住。停止注水，皮球就缩回去，你不想注那层就封堵那层，想注那层就打开那层。”

  刘文章听后，真是茅塞顿开!觉得主攻方向明确了。他们按照康世恩的这个设想，经过1018次试验，在1962年底终于试制出一种糖葫芦式封隔器，并在注水井中使用成功。这项新技术，为大庆油田实施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分层测压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使大庆油田长期稳定高产成为现实。大庆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

  “”期间，康世恩顽强地坚持着工作。这时，他主持做出了由大庆组织勘探队伍，赴辽河开展辽河盆地石油勘探的决定。

  1967年初，继上海“一月风暴”后的夺权高潮卷到石油部，造反派要夺石油部的权，逼康世恩表态。在一次会上，康世恩面对各种威逼，镇静、严肃地说:“在中央没有正式指示之前，我不能把这个权交给你们!”随后，动乱不断升级，康世恩受到长达两年的批判和隔离审查。

  1969年2月，渤海结冰。巨大的流冰冲击着塘沽近海的一个油井平台。如果油井被毁，必将造成原油的大面积污染，需要立即派人前去组织抢救。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问:“这件事派谁去？”

  接着周恩来让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汇报渤海流冰撞击油井的情况。总理说，压井这一套工作，你周希汉听康世恩的；海上航行破冰、安全，你康世恩听周希汉的。最后，周恩来又嘱咐周希汉，连夜直接把康世恩接到海军司令部去，然后直奔塘沽去压井。康世恩和周希汉连夜赶到塘沽了解情况，在大港油田渤海勘探指挥部的配合下，破冰出海，成功地指挥了压井作业，战胜了冰灾，完成了总理交给的任务。

  1969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了组织江汉石油会战的意义，并点名要康世恩去组织这场会战，任会战指挥部副指挥长，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会战由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石油部统一领导，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为指挥长兼政委，军区参谋长张显扬为副指挥长，在部队的支持下组织会战。

  去江汉前夕，周恩来找康世恩谈话。总理紧紧握住康世恩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要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把中国内地的这场石油会战打上去。要想办法，保存一支石油骨干队伍，保持石油队伍的好传统和好作风。”

  副总理听取汇报后也作了具体指示。国务院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使康世恩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他对江汉的同志说:“在江汉找不到油，我死也不闭眼，如果闭了眼，你们就用火柴棍给我撑起来。临死前，我也要大喊三声：油!油!油!”

  8月正是酷暑，而江汉地区又处于著名的“火炉”之中。康世恩在这场会战中，调集了140台钻机，近10万会战队伍，云集江汉平原。根据康世恩的安排，石油部机关、各油田被打倒的“走资派”，靠边站的“反动技术权威”，关“牛棚”、受批判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共有200多名处以上领导干部，被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参与组织和指挥会战。康世恩的目的，就为了保护这支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石油骨干队伍。1972年5月，江汉石油会战结束，一次就从这里调出7000多名干部和3万多名技术工人，为石油工业新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2年康世恩开始主持燃化部工作。由于国家燃煤缺口越来越严重，周恩来下决心，令电厂由烧煤大量改烧原油。为保证原油供应，周恩来找康世恩商量，决定动用后备石油储量，开发大庆甸后备油田。同时，继续加紧在内地找油。

  1970年3月，从大港油田抽调队伍加强辽河盆地的勘探。会战一开始，康世恩与地质人员讨论，认为辽河凹陷西斜坡能找到大油田。1975年西斜坡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康世恩亲自到辽河油田进行动员。他把西斜坡的一连串突破比作是“继大庆油田之后发现的又一个大油田”，要求用3年时间，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这个大油田。他部署先把曙光地区2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拿下来，同时开展对西斜坡的全面勘探，为以后发展准备新的开发区。按照这一个部署，从大庆抽调成建制队伍和辽河职工一道，开展了曙光油田会战，三年时间相继拿下了曙光油田、高升油田和欢喜岭油田，使辽河成为中国又一个重要油气区。

  1975年1月，康世恩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5月，康世恩和石油地质家根据对冀中地区地震勘探资料的研究，认为河北任丘——辛中驿地区是一个有利的油气聚集带，决定进行重点钻探。1975年7月3日，任丘4号井喷出高产油流，经酸化后日产原油上千吨。这是中国第一次打开古潜山油藏的大门，是勘探领域里一个新的突破。“工业学大庆”在石油战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81年中国石油工业面临一次新的抉择，原油产量下降，中国又将花大量外汇进口原油，对国民经济将造成严重的负担。这一形势，引起了康世恩的严重忧虑。

  当时，康世恩得了膀胱癌，住进了医院。他在病中最牵挂的是:石油怎么才能稳住1亿吨，不要继续往下滑，而且要逐步转入上升。他对石油部来看望他的同志提出:“能不能不叫下面各油田年年争投资，想个办法给他们包干？”他组织石油部有关人员算了一笔细帐，把1980年动用的石油地质储量57亿吨、121个区块划分成四类:产量稳定的、递减率较低的、递减率较快的和可以扩大开发的，算下来1981年可以保持原油产量1.0065亿吨。

  当时，中东爆发了“两伊”战争，原油价格上升至每吨260美元，而中国国内油价每吨才相当于35.7美元。康世恩把这些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原油产量包干的轮廓:国家对石油部实行原油产量1亿吨包干，超产的原油允许石油部出口，利用国际油价上涨的机会，换回的资金用于资源勘探、油田调整和技术改造。国家不用增加投资，不用进口原油，而是让石油部门本身增强活力，使石油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1年2月，中央决定康世恩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4月22日，由国家计委等几个部门联合给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原油产量稳住1亿吨和增加工作量的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于4月26日批复:可以同意，并尽快落实。可否在此基础上包三年。

  原油产量1亿吨包干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以后，康世恩在医院立即组织研究实施办法，决定派副部长焦力人等率工作组到胜利油田搞包干试点。工作组临行时，康世恩对他们说:“国务院确定1亿吨包干是一次大的调整，也是管理体制上的一次大的改革，石油要稳住1亿吨，必须加大勘探工作量，必须对已开发的油田提高采收率，这就要大量的资金。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于是才想出这个‘包干’的办法来。”他认为实行这个新的政策，有利于调动石油战线百万职工的积极性，给企业一定的好处和自主权，使石油工业比较顺利地发展下去，同时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如何实施包干？康世恩讲了两条原则:一是四级包干，责任到人；二是企业内部实行甲乙方独立核算。

  按照这一个要求，石油部工作组在胜利油田工作了一个月，拟定出先进的承包方案，康世恩十分满意。

  1981年7月24日，康世恩在能源委员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上，提出实现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管理，三是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四是靠登泰山过十八盘的精神。在政策上实行包干制，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增加石油自我发展的能力；实行沿海大陆架对外开放，与外商合作勘探开发海上油、气资源；允许采取多种方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先进装备，可以向国外贷款。后来，中央同意了这三项重大决策，为中国石油工业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2年3月，中原石油勘探相继取得新的成果，决定要在河南濮阳一带展开石油会战。康世恩多次听取汇报，针对这个地区复杂的地质情况，提出要“打一场80年代特殊的石油会战——科技攻关会战”。

  7月，油田编制出开展中原石油会战实施方案。这时康世恩正在北京301医院住院，医护人员不许他工作。康世恩就通知油田同志用看望的名义，偷偷将地质资料等带进病房。等医护人员闻讯赶来时，病房里墙上挂的、床上和地上铺的都是地质图。康世恩对护士长风趣地说:“我一看地质图就来精神，比吃药还强。”经过几次研究，确定了3年内要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亿吨、天然气储量500亿立方米，年生产原油500万吨的会战目标。

  1983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原石油科技攻关会战，并确定宋振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4月康世恩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河南濮阳参加会战动员会，要求以大庆会战的劲头，把大油田拿下来。随后，石油部和中国科学院达成了科学院7个研究所参加会战的协议，石油部也组织了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科技攻关。1985年底原油产量达到550万吨。

  1988年3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他不再担任国务委员，退居二线，但他依然心系石油，心系未来。

  他给自己提出新的课题:到各油气田调查研究，为石油、石化工业的逐步发展“尽老马之力”。

  从1988年到1992年，康世恩每年都到大庆作一次调查研究。他曾打比方说，大庆打个喷嚏，石油部大楼就要抖几抖，大庆原油产量如果掉下来，哪一个油田也补不起啊!他每年到大庆去，总是主题鲜明地提出:大庆油田如何能做到长期稳产高产，不但要稳产到本世纪末，还要稳产到下个世纪初叶。他还是像当年会战那样，认真细致地和专家们日夜商讨油田怎么再细分开采层系，怎么打加密井，怎么开展三次采油试验，提高油田的最终采收率。大庆的领导同志感动地说:“康老真是人在北京，心系大庆啊!”

  1993年3月的一天下午，副总理来到康世恩居住的四合院里，听取关于发展石油工业的意见。看到满屋挂的地质图纸他为老人专心致志研究石油开发的执著精神深深感动。后来在一封信中说:“康世恩同志对发展中国石油工业那种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年5月，康世恩又到向作了详细汇报。康世恩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从1992年以来，康世恩多年劳累引起的心脏、肺部等疾病，开始频繁发作，每年要住几个月医院。1994年5月下旬，他带病从四川归来，到301医院复查，结论是肺癌，已转移。面对“死亡之症”，他镇静自如，对身边的同志说:有病就治，没什么了不起，我80年代得了膀胱癌，战胜了它又活了10年；如果这次我能战胜肺癌，我还可以再活10年。

  每当石油、石化的领导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总是关切地询问石油和石化生产发展状况。他对着大地质图，聚精会神，边看边谈，根本不像一个病人，仿佛又回到当年指挥石油会战的现场。

  1995年3月17日，康世恩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副总理来看望他。康世恩清楚自己时间不多了，挣扎着坐起来抓住的手，流着泪喘息着对说出埋藏在心里很久的话:“老朱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多重要的嘱咐。

  1995年4月4日晨8时45分，得知康世恩病危，赶来探望。这时他已切开气管，不能说话了。

  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吧!上次你和我说的关于石油工业发展问题，我记着呢!”康世恩流着眼泪点点头。

  第二天上午，康世恩已在弥留之际。身边人员看到他的手在微微抖动，知道他想写字，赶快拿来纸和笔。康世恩这时口、鼻和身上插着许多管子，身体已无法动弹，两眼只能望着天花板。他凭直觉握着铅笔，在一块纸板上艰难地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他这一生最后的一个字“油”!身边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家属见此情景，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