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工程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已为中国许多工程教育者所共识，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在积极地推进工程教育改革的实施。由于积弊深重，改革是艰难的，任重道远，甚至涉及范式更替。但是艰难不是拖延改革的借口，且由于艰难、路远，又使改革更加紧迫。谁走在了改革的前列，谁就能在改革的阵痛之后率先克服积弊，探索出一条双翅强劲的腾飞之路。
《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查建中、何永汕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定价34.00元
大约是2007年春夏之交，在一次教育部高教司某部门召集的与产学合作相关的报告会上，我第一次聆听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查建中教授的有关工程教育面向全球化时代的产学合作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报告。查建中在报告中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数据指出，世界工程教育改革浩浩荡荡，中国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急需巨量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而我们现行的工程教育封闭自负、产学脱节、积弊深重，无力担负这一历史重任，改革迫在眉睫。
这个报告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了工程教育艰巨的社会责任及目前我们的工程教育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此后，我跟踪了这样的领域的一些研究，更加意识到了危机的深重和挑战的紧迫，但也同时意识到了产学结合所呈现的为经济、社会培养人才的办学目标，所倡导的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做中学”在内的教学模式，特别是“求职导向”的育人主张等等，似乎会让秉承“思想自由”、“怀疑”和“批判”，特别是被强调“学术的内在价值”的大学精神的教育者不以为然，又似乎会被执着地追求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的各类大学的教育者所排斥。一个疙瘩在心中缠绕起来。
一是2008年12月12日，在北大的一次以“大学精神”为主题的高教论坛上，教育家、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先生说，北大一直崇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北大是做到了，但他认为在北大的大学精神中还应该加入“实践精神”，这是北大所缺乏的。王义遒先生的这一见解使我释怀连北大这样一向强调“精神追求”、“思想自由”，强调学术的“内在价值”的大学的校长都忧心于“实践精神”的缺乏了，可见重在新的视角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已经变得何等重要，也是时代精神的召唤。
在同一次会上，著名学者吴国盛还提出了另一观点，也使我深受启发。吴国盛发言的大意是，大学精神在中国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我们的大学还没找到由西方引进的以崇尚思想自由为最高追求的大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之间的观念融合的途径；人类的大学也还没有完成传授“无用之学”所要求的不受现实羁绊、不为现实所累的“思想自由”，与传授“有用之学”所要求的“为现实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所不同的大学精神之间的整合。而既然是人类都没有完成的一种状态，发言者却强调在中国的未完成，笔者以为可能主要在于与西方大学不同，中国的大学，多数不会简单地在这多种不相容之间取舍，而总会去寻求复合性的实现途径。另外，以吴盛国的分类，理工科大学无疑更多的是传授“有用之学”的大学，更应该以与实践结合的方式，为社会的现实进步培养人才。
再一次是2008年12月25日，参加我所在的学校（北京理工大学）的一次校内工作会，会上校党委书记郭大成教授作了一个关于学校办学理念及办学思路的重要报告。其中关于校训的进一步提炼，郭大成教授讲了学校各方多有举荐、他自己也比较看重的六个字：“崇德，尚行，求是。”我想，其中“崇德”是共通的，“尚行”刚好可以对应北大王义遒先生所讲的“实践精神”，“求是”对应的则是所有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怀疑”、“批判”精神和“思想自由”。而“尚行”和“求是”也为“产学合作”在当今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中找到了精神居所。
其实，在我们的大学普遍追求“研究型”，甚至强调了“研究”而忘记了“大学”，连理工科大学都以培养科学家为追求、都忘记了自己培养工程师的责任和光荣的时候，查建中的报告中闪烁着的正是“怀疑”、“批判”、“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他所倡导的“求职导向”是说，我们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我们的毕业生，说到底是要在社会中生存，是要在从事某种职业中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与社会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脱离实际的、产学脱节的办学，无论是在理工科大学还是在其他大学都是不可取的。
这使我想到，科研创新和产学合作至少应该是理工科研究型大学的两翼大学要腾飞，靠一支翅膀不行，两翼同样强大，才能一飞冲天。也就是说，我在自己的心中找到了研究型理工科大学之“研究型”与“产学合作”理念的结合点。
毋庸置疑，大学毕竟不是研究所。研究型大学应该有两大类产品：一是科研成果知识创新成果，另一是毕业生人才输出成果。对于理工科大学，科研成果可能是论文、专利，也可能是所承接的应用项目中做出的实物成品；毕业生绝大数是未来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产业和工程实践中的从业者，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工程技术人才主要就来自于这些理工科大学毕业生。
大学的基本任务是教学和科研，教学对应人才输出成果，科研对应知识创新成果；“产学合作”对于理工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是同等重要的。
《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一书的封面上引用了美国工程院院长的一句话：“拥有一流工程技术人才的国家占据着世界产业的最高端。”而占据产业最高端，基本意味着拥有经济霸权。
大学毕业生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本领，所培养起来的素质和能力决定着他们个人的人生成败，也决定着我们的祖国的产业和工程实践的成败，决定着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成败，决定着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位置。
那么，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和国家建设需要什么样的工程技术人才？我们的理工科大学、我们的工程教育怎么样才可以培养出这样的工程技术人才？
查建中以其对高等工程教育数十年的学习和从业经历、近十年的企业从业经历及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的全球视野，在他的书中，以令人信服的观点、论述和案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该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工程教育改革的动因”。它告诉我们，工程教育改革是一个全球性难题，是国际工程教育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优秀的工科生源和优秀的工科毕业生变成全球财富之源；工程教育改革刻不容缓，是因为在信息革命、信息爆炸、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刻不容缓，现行的以产学脱节为共同特征的绝大多数教育模式不再胜任为新时期工程实践和经济建设输送合格人才的职责。作者还在这一部分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及国力竞争对工程技术人才能力素质的新要求，以及中国工程教育的现状、问题及问题成因。
第二部分：“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将“产学合作”、“做中学”和“国际化”作为综合性解决方案整体性地提出来，特别是详细的介绍了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典皇家工学院等4所大学从2000年起组成的跨国联合研究团队历经4年探索于2004年提出的CDIO （CDIO是Conceive构思、Design设计、Implement实施、Operate操作的缩略语）教育模式和CDIO国际合作组织。
第三部分：“中外工程教育的成功实践”。介绍了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比利时GROUP T鲁汶工程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等在内的一些工程改革教育的成功案例。
全书的核心内容是三大战略。一是“产学合作”只有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才能让学生在真刀真枪的实践中成长为合格的工程技术人才，才能适应一日千里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二是“做中学”特别是“基于项目的教学”，这是通过具象的工程建设项目培育学生职场能力的教育教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受教育者拥有终身自学能力、处理问题能力、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适应一直在变化工作环境的能力，在未来职场中胜任工作并持续发展。三是工程教育的“国际化”。笔者以为，三大战略以“产学合作”为机制，“做中学”为教学方法论，“国际化”为战略目标。三者互相关联、密不可分，把三个战略割裂开来是无法正确实施的。而三个战略中，“产学合作”提供了一种社会机制，起到基石的作用。这也是目前的中国工程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
其实，当前工程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已为中国许多工程教育者所共识，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在积极地推进工程教育改革的实施，例如加入工程教育国际认证体系“华盛顿协议”的努力，以及由国家投入巨资在10所著名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所进行的工程教育改革试点等等均缘于此。
由于积弊深重，改革是艰难的，任重道远，甚至涉及范式更替。但是艰难不是拖延改革的借口，且由于艰难、路远又使改革更加紧迫。谁走在了改革的前列，谁就能在改革的阵痛之后率先克服积弊，探索出一条双翅强劲的腾飞之路。
